从最强战到名人站
自昭和十四年与木谷实进行的镰仓十盘棋以来，我连续激战十五年，到昭和三十一年对高川本因坊的十盘棋为止，终于以“吴清源天下无敌”而宣告结束。
这时，读卖新闻社为了取代自家垄断的擂争十盘棋对局，于昭和三十二年（）计划举行“日本最强决定战”。这项棋赛以决出“实力的名人”为目的，聚集了当时的全体九段棋手，即我与藤泽朋齐、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木谷实，以及本因坊高川八段等六名强手，以大循环的形式，每人各执黑、白一次，与另外五人战两局。这就是俗称的“六强战”，是名副其实的决定最强者的棋战。
对此，我十分不满。首先我提出，为什么六强战的出场棋手都是擂争十盘棋中我的手下败将？再者，那些被击败的对手在没有东山再起的情况下竟然被授权以分先的棋份再次与我竞争，这岂非借了钱又赖帐吗？纯粹是对四百年来围棋界老规矩的无视与践踏。人们不禁会问，吴清源费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生死搏斗才打完的擂争十盘棋还有什么意义！我向读卖新闻社的代表高桥雄豺先生提出了质问，并对该计划表示异议。双方交涉的结果是交换了一个备忘录：“读卖新闻社今后仍以吴清源为中心举办围棋活动。吴清源对该报社的计划给予大力协助。”对此，我只好表示谅解。
第一期最强战从昭和三十二年开始，激战至翌年四月，我以八胜二败获得优胜。第二位是木谷实九段六胜三败一平，第三位是坂田荣男九段四胜五败一平。我与木谷实自昭和十九年以来一直未交过手，阔别十四年后，此番遭遇仍是我获得胜利。
第二期最强战，坂田九段以八胜一败一平优胜。第二位是木谷实九段五胜四败一平，第三位是我五胜五败。在这次棋赛中，坂田九段异军突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期，我与坂田九段均以六胜三败一平的成绩“同率优胜”。
“日本最强战”尚未结束，读卖新闻社又决定于翌年举行“名人战”。第一期名人战的参加者除我以外，还有坂田荣男、高川秀格、木谷实、藤泽朋齐、杉内雅男、宫下秀洋、岛村俊广、藤泽秀行、岩出正男、桥本宇太郎、桥本昌二、半田道玄，共计十三名棋士，并且仍以大循环赛的形式进行。
这个计划公布以后我才知道，高桥代表事先对我一句招呼也不打，完全无视备忘录中“读卖新闻社仍以吴清源为中心举行围棋活动”这一诺言，真是欺人太甚。我向读卖社的小岛编辑局长提出了抗议。但小岛答复说：“因为我社与日本棋院、关西棋院有协约，不能只给吴清源以优厚待遇。但如果吴清源在名人战循环赛中陷落，读卖社将立即终止名人战，再以吴氏为中心考虑新的计划。”面对现实，我考虑到读卖社花了大钱，好不容易才实现名人战计划，单为顾全一纸备忘录就让计划废除，确也于心不忍。因而我毅然同意给予合作。不过，坦率他讲，既然说了以我为中心，就该相应地给我以适当的待遇，即使不愿施舍给我“第一期名人”的头衔，也不应将我视为十三人中的普通一员啊！对此，我至今还耿耿于怀。
就这样，这在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十盘棋的擂台上力挫群雄、独霸鳌头的出色表演，竟冷冷清清、毫无结果地谢幕了。我就是带着这种无限惆怅的心情参加了第一期名人
战。
战后的红会
围棋与信仰，对我来说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不然，恐怕我是不会在异国他乡生活下去的。我之所以能长久地维持棋士生命，可以说是依靠着信仰。她使我经常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假若在棋士生活与信仰之路二者中只能选择一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信仰之路。特别是昭和十年我皈依红会以来，信仰对我来说就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战后一个时期内我加入了玺宇，在这个组织中每日致力于宗教活动。即使在那个时期，我仍然对红会保持着坚定的信仰。
住在仙石原的时候，我与棋界人士很少交往。在没有对局的日子里，研究棋谱和宗教学习就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红会后援会解散之后，遗留下一部分有关红会教义的书籍，我重新研读了这些书，也学习了一下日本各种神道的教义，最后得出结论：红会教义是最最接近真理的精确学说。因而我对她更加深信不移了。
战后的中国大陆于昭和二十四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一度被禁止。为此，世界红会根据坛训：“北京总会、天津宗院、济南母院等处的所有权限全部移交香港。”第二年，在香港成立了兼有各种权限的道院——“宗母总办事处”。
昭和二十五年日本大本教复活后，总长出口宇知磨先生便立即设法与香港红会本部进行了交流。由于大本教第一代总长出口王仁三郎先生曾在一次神灵附体中，受红会的最高神明“至圣先天老祖”的“委任”，在日本设立道院红会。因此，大本教从战前开始，就热心于建立世界红干会“日本支部”。谁知从大本教分出去的另一派在静冈成立了“三五教”，他们也希望与红王会相互提携。结果，从昭和二十六年开始，双方围绕谁是日本红会的“本家”的问题争执不休，并且就关于设立红会日本支部的领导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香港道院认为不能对日本的事态放任不管，故而决定从台湾派遣两位于部，连同居住日本的我共三人，对此纷争进行调停。这是件棘手的工作，召集了多次理事会，都没能取得良好效果。于是台湾来的两个人将调停使命委托给我后便回去了。这样一来，调停的担子全落在我一人的肩上，使我大伤脑筋。
这期间九洲的练早地区发生了水灾，香港道院及时将大约三十五万日元的救援款送到我的手中。由于日本尚未成立红会组织，因此我把钱捐赠给了日本红十字会。后来，日本东洋大学校长大岛丰先生准备建立红会日本支部。他拜求到香港红会的坛训是：“如果修行场所——道院尚未具备健全的设立条件，那么红会日本支部将不会有令入满意的开端。“但大岛先生无视这一坛训，在临时借房子的情况下，强行开始活动了。害得我一愁未去，又添新忧。
摩托车祸的厄运
昭和三十六年（）八月的一天，下午一点钟，位于半岛区目白的椿树山庄附近，为筹建日本红#会支部的事务所，人们正准备召开理事会。那正是我参加第一期名入战的时期。这天，我为了出席会议从小田原赶到东京，在中午时分向目白的红会筹备处奔去。我平时最讨厌迟到，总是提前到会，似乎要迟到了，因此我急忙赶路，在东京火车站乘上一辆出租车。当时东京街道上的车辆和信号比现在要少得多。车子奔驰在目白宽阔的道路上。因我未及时叫司机停车，车已开过离椿树山庄很远的弯路上去了，我只好请司机调头开回去。然后在事务所对面的街道上下了车。
下车地点离人行横道很远，我怕迟到，三步并作两步地横穿马路。刚走几步，一辆公共汽车和一辆小轿车就开了过来，我犹豫着，不知过还是不过，后见两辆车都为我减了速，便拔腿跑过去。哪知公共汽车后面又有一辆摩托车急速驶来，他见汽车减速，便加大油门超车，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没等我反应过来，已被撞飞了，当场失去知觉。医院里了。据目击者说，我被撞飞起来后，又落在摩托车上，身子被车拖了几米远，才滚倒在街道上。
我被送进了丰医院分院。车祸发生在下午一时十分右左，昏迷了大约二十分钟，我恢复了知觉。发现自己被安置在一间大病房的床上。因为注射了止痛针，当时并不觉着有多疼。据警察说，车主是一个小印刷所的职工，为了按时把校样送到客户手中才拼命地奔驶。医生曾向警察解释说伤势不重。医院的检查很潦草。虽说手腕上几处明显的搓伤没什么大事，但右腿不能动弹却被忽视了。只因医生说伤势不重，所以既没透视，也未做心电图和脑电图的检查。
当时，我的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有五个多月了。我请人通知她说，伤势不重，不必担心。当晚，多贺谷夫妇赶来看望。这时，我的左腿疼得厉害，已无法站立。脚肿起很高，并且发烧。可是医生却无视病情，根本不给检查。几天后，腿肿仍未消退，且完全不能站立，于是就将我转移到一个单间。家里人实在看不下去，医院提出做透视检查的要求。谁知院方却错误地把右腿写成左腿，检查结果当然是一切正常。好不容易院方才查明错误，重新透视，这次发现有腿骨接合部位移位，同时腰骨也有两处裂伤，关于腰骨裂伤，医生什么也没对我们讲，多亏陪住的人看了放在床边的透视照片，才告诉我真相。就这样，对我的处置一误再误，拖了又拖，害得我绑着紧腰衣、脚上打着石膏、在医院苦苦地熬了两个月。这真是个倒霉透顶的灾年。我至今不理解，医院为何对我如此敷衍了事？甚至到最后也不肯给我做心电图和脑电图的检查！很明显，我的大脑因车祸受到了影响，出院后经常头疼。各种后遗症使我非常烦恼，车祸的厄运使我的棋士生命骤然缩短了。
车祸后两个月左右，我出了院。三个月后，我继续参加名人战。住院期间，读卖新闻社曾设法调整名人战对局的日程，尽量避免我因伤不能出场而判为"不战败"的情况出现。此刻我虽然出院了，却不能正襟端坐。为了照顾我，允许我坐在椅子上弈棋。由于对手都不习惯坐椅子对局，特别是在名人战这样重大的比赛中，会使他们常常感到提不起精神来。于是让我一人坐椅子，对面则放置一个小台子，上铺榻榻米，再垫上蒲团，对手就坐在上面。
第一期名人战最后一轮中，我的对手是坂田荣男九段。当时，藤泽秀行八段以九胜二败的成绩居首位，只剩下对桥本昌二的一局了。其次是我和坂田均为八胜三败。如果藤泽秀行败给桥本昌二，其成绩将与我和坂田之间的胜者同为九胜三败，须再次进行一番决战。
当时，我和坂田都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这最后一局成为双方全力以赴的一场激战。与此同时，藤泽对桥本昌二的对局在另一旅馆举行。傍晚时分，藤泽沮丧地败下阵来了。这时我执白棋，在坂田黑棋的压倒优势中进入收官的苦战。即使如此，我仍未放弃战斗，寸土必争，穷追不舍。胜负终于揭晓，除去贴五目外，双方打成平局！按当时规定，如果平局则判为白胜。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以九胜三败的成绩与藤泽秀行并驾齐驱了。但遗憾的是，名人战规定，执白的"平局胜"比真正的胜局略逊一格，我仅此毫厘之差，只得屈居第二位。这样，第一期名人战的桂冠便戴到了藤泽秀行的头上。
车祸后遗症
昭和三十六年，第二期名人战揭开战幕。参战者比第一期少了四入，只剩下九人。
自从遭遇车祸后，每天早上我都犯头疼病。第二期名人战开始时，头疼得越发厉害。医院，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诊断和治疗，许多医生都怀疑是血压不正常引起的。医院则诊断为视力不好引起，查视力的结果是，左眼几乎失明。医生马上要求我去配置一种附在眼球上的眼镜。但制作的这副镜子与我的眼睛不合适，总戴不好；强制练习的结果却是引起了角膜炎。无奈，只得又改配眼镜。在眼镜店验光后，发现左眼还有一定视力。眼镜配好之后，还是看不清楚，每天早上的头疼病也依然如故，不见好转。夏天一过，除了头疼外，还时常犯精神错乱。发作起来，连自己都不知究竟于了些什么。
昭和三十七年（）秋，棋界为本因坊秀哉名人举行了"逝世二十三周年祭奠"。有人委托我作一个死活棋的解题。我仿照《玄玄棋经》，作了"五六围攻"一题。当时正值我神志不清，突然间，正气回返，我在瞬间的灵感中一气呵成作出这道死活题。这是在白棋纵五横六的围攻中，黑棋的死活之题。在道教易经的领域中，五和六被视为吉利的数字。这个死活题虽然易解，但稍不留神，就会算错气。只因我在精神错乱时作成这样难得的死活题，所以至今是一个使我难以忘怀的作品。
妻子及家人看到我精神错乱日益严重，都非常心疼，终于决定让我住院就诊。
我躺在汽车里被送往东京。注院前一天，在东京晴海多贺谷先生家借宿了一夜。翌日清晨，我到卫生间小解，把门从里面扣死了。待我要出去时，却怎么也闹不清如何将门打开。于是便大喊："放我出去！"虽然有人隔着门告诉我开门的方法，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只是"卿、卿"一个劲地敲门，后来就不省人事了。
我恢复知觉后，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被放在一间昏暗的水泥房子里。我觉得这简直像个太平间。不一会儿，担架开始移动，这次我被放到病房的床上，注射一针以后，再次回到无意识的世界中去，后来听说，那个像医院的处置室。在整理病房的期间，我被放在那里等候往院。
住院期间，我一直处于朦胧状态。自己在什么地方，甚至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结果，本来是我在错乱中胡里胡涂他说出的名字，却被别人当成我妻子用了假名让我住院。还有人猜测这是为使我不受新闻记者的搅扰而采取的措施。我进的医院，这也是我出院后才知道的。
我虽然百事胡涂，但对局的事却总是惦记着。名人战中对宫本直毅八段的一局，因我正在住院，便被判为"不战败"。据说对局的前一天，我反复对妻子说："你去替我下明天的那一局！"
住院期间，世界红会日本支部举行了创立仪式。在我住院前，我曾独自一人反对这个支部的发起。但大岛丰先生却无视香港红会的坛训，在未建立红会的支柱-道院的情况下，强行成立了支部。创立仪式在东京留芝园举行，香港方面也来了几名代表参加仪式。会后，香港代表到我家问候，但妻子拒不告诉他们我住院的地址，使他们感到十分尴尬。住院后，我昏昏沉沉地过了一个月左右。
有一天，我突然大梦初醒，一下子恢复了神志。我环视四周，发觉自己不知为何躺在这么个怪地方。我不能在这里，否则……一阵逃跑的念头向我袭来。陪住的人见我要逃，忙按住我并向我解说劝告，我这才知道医院。
神志清醒后，我的身体迅速康复起来。数日后己恢复了正常。医生们都不相信这么快就能康复，因而不让我立即出院。据妻子讲，医生们都很惊奇，说像我那样病情急剧恶化的例子本来就很少见，恢复正常如此之快的病例更是绝无仅有。
在我住院期间，名人战一直在进行。我一恢复正常，立即医院来，在病床上开始研究。但不知怎地，我对棋盘与棋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感觉，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这可不行！难道我的棋就这样完了不行！"念头一闪，我像受到电击一样，仿佛立刻就被胜负之神抛弃了似的。我还深深地觉察到一个可怕的迹象：我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像以前那样保持常胜是不可能的了。
可以说，我的棋艺以那个时刻为界，往日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坚韧魄力逐渐淡薄了。其后的对局，不过是强弩之未，是棋士生涯的一点余韵而已。
出院后不久，我又回到名人战的对局中。虽是大病初愈，但还是奋力搏斗了一番。在这一年的名人战中，我是五胜三败，其中包括对宫本八段的"不战败"；和第一期一样，我依旧居于第二位，因而没有得到挑战权。第一位是坂田九段七胜一败。嗣后，他在对藤泽秀行九段的挑战赛中获胜，成为第二期名人。
翌年，在第三期名人战中，我六胜二败，第三次居第二位，仍然没有得到挑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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